从什刹前海旁边烟袋斜街向东出来,就是中轴线的最北端标志性建筑——鼓楼和钟楼了。钟楼和鼓楼是北京城最高的古建筑之一。根据明清规制,钟鼓楼每天两次鸣钟,寅时的称为“亮更”,戌时的称为“定更”。戌时开始在每个更次击鼓,直到第二天寅时。这被称作“晨钟暮鼓”。鼓楼前在元代时是北京城重要的商业区,根据古代都城“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规制,鼓楼正处在皇城之后,而且附近多有权贵宅第,不远处的积水潭和什刹海也都是商贾云集之所,因此带动了鼓楼前商业的发展,成为北京城北地区的商业中心之一,听说解放前这里每年初一、十五还有鼓楼庙会很是热闹,可惜没有赶上,要不也不用大老远去地坛人山人海地挤着逛庙会了。
图(11)
所有这些地方,以地安门41号院为圆心画一个圆,直径不会超过2000米,这是我这几年作品所表现的具体景物的范围。我是一个不愿意远走到一个陌生地方寻找感觉的人,我只对自己身边的事物内容感兴趣,愿意仔细地观察、不停地表现的人。我第一张丝网版画的内容是我家楼下的木头桥和家对面公安大学的一个小楼房。上美院真正学会了丝网制作方式后的时候,第一张画是待了两年的老美院U字楼昏暗的教室;搬到望京中转地,又印了二厂小白楼的厕所、丝网工作室和南湖渠宿舍、宿舍的水房。1997年在河北固安,我画的是素描教室、教学楼楼道。我大部分画的内容都是自己生活周边很近的景物,不超过方圆一两公里的圈子里。这或许和我性格有关,我不善言谈,到了一个陌生地方不知道和不太熟悉人说些什么,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完全放不开,因为我刚刚见到他们,完全不熟悉,谈不上了解更说不上理解,距离感始终是存在的。而对于生活周边的景物,我熟悉他、了解他,天天零距离接触,没有任何的隔阂,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和他们对话、交谈。
图(12)《南湖328寝室》丝网版画 80.5×40cm 1997年
图(13)《瞬间印象》 丝网版画 50.5×41cm 1996年
图(14)《操场上孤独站立的人》 丝网版画 37x29cm 1996年
图(15)《固安》系列 综合材料 30x22cm 1998年
从2008年开始我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在描绘北京老城区夜景,缘由很多,但现在想想是因为只有在夜晚,没有了白天繁闹的人流、车流,才能真正体会到老北京的美好之所在。北京老城区经过这几十年没有规划的大拆大建之后(虽然一直有北京市整体规划,而且是几年一更新,但在实际拆建过程中它就是一个写在纸上的计划),早已找不到当年梁思成、陈占祥先生为保卫古城而奔走呼号的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中所设计描绘的城市景象了。2001年为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而出版的《城记》一书中所记述梁先生描绘老北京城所独有的错落有致建筑群没有了,城市血管一样的胡同、四合院也所剩无几了,自然舒畅的完美天际线早已不见了踪影。到处是比例关系完全不搭调的火柴盒样式所谓现代化建筑,强硬地挤占着本来就有限的空间,绝大部分还贴着刺眼的白瓷砖,在阳光下肆无忌惮地把强光反射给你,它们无时无刻地抢在那些老建筑的前面进入你的视野,提醒着你这里是新北京,现代化的北京。
图(16)
图(17)
但到了晚上,一切的一切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太阳落山之后,白天刺眼、丑陋的建筑和反光被黑夜用浓浓的重色给揉搓到了一起,不见了,火柴盒式的方块建筑退到了可有可无的深深的黑夜背景之中,而那些白天被挤压而显得有些柔弱、无力的老建筑此时却当仁不让地“站”在前面,成了主角。加上人造灯光的强力介入,形成了一个带有几分神秘色彩、异样和谐的美好景象。老北京那些保留下来的古建筑的轮廓、剪影是无与伦比的,北海白塔、景山的万春亭、故宫的角楼、还有那些记不住名字的亭台楼阁……,它们自身的形状、比例、结构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和旁边的城墙、长廊是完美的结合,和周边的树木、山石、水面是更加自然的融合,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美学在此刻得到了最佳的诠释。
数字、文字和不确定的丝网印制
作品中不断地出现的数字和文字是两个明确的元素,具体的载体是电路板和城区平面图。
数字是严谨的、理性的科学元素,尤其是后来全世界通用的0到9的阿拉伯数字,是所有工业成就的基础元素,我们今天所享受到的任何现代化产品无一不是通过运用这些数字的各种复杂运算而带来的。电路板,严格说应该是电路板维修图,是我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买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牡丹牌)时厂家随机附带的,供工人在维修时查验电路元器件使用的图纸。电路板,一种典型的工业产品,所有的工业电子产品都有它的存在,它是所有电子产品的核心部件,真正历史不过七八十年:20世纪初,人们为了简化电子机器的制作,减少电子零件间的配线,降低制作成本等优点,于是开始钻研以印刷的方式取代配线的方法。三十年间,不断有工程师提出在绝缘的基板上加以金属导体作配线。而最成功的是1925年,美国的CharlesDucas在绝缘的基板上印刷出线路图案,再以电镀的方式,成功建立导体作配线。直至1936年,奥地利人保罗·爱斯勒(PaulEisler)在英国发表了箔膜技术[1],他在一个收音机装置内采用了印刷电路板;而在日本,宫本喜之助以喷附配线法“メタリコン法吹着配線方法(特許119384号)”成功申请专利。而两者中PaulEisler的方法与现今的印刷电路板最为相似,这类做法称为减去法,是把不需要的金属除去;而CharlesDucas、宫本喜之助的做法是只加上所需的配线,称为加成法——引自维基百科网络版。它的大规模应用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方方面面。
第一眼看到电路板,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各种数字和符号,尤其是数字无处不在,有多有少,或横或竖,它可能代表某个元器件的数量或者功率、电压。我不懂得这些高科技,只是从一个画画人的视角来观看它:许许多多具体的数字,还有很多的符号、线条,组合在一起有种秩序的美感,自从第一次看到它就觉得特别的好看,错落有致,疏密有度,像极了一个小区的平面图或者城市缩略地图。
城区平面图,1950年版北京市街道详图。记得是在2006年一次逛地安门新华书店的时偶然看到的,上面所标注的北京大街小巷比之前看到的那些普通地图要详尽得多。那些熟悉的密密麻麻街巷、胡同、建筑的名字,这些文字记载的正是老北京刚刚解放时的真实面貌,是梁思城先生为之骄傲的老北京城。作品中不断地出现的数字和文字,叠压、交错、交融,是现代化的工业文明与历史文化不断地对话,是理性与感性的不断对话,是现实时代的一个真实写照,也是现实北京的一个真实写照。
图(19)1950年 北京市街道详图
电路板上的数字、符号、线条和平面图中文字、线条,是通过丝网印制这种方式实现的,通过它能使我得到那种非手绘制作的工业质感,这是我想要的一种质感,这种质感和老北京的经典景象在我画面中不断地交融、不断地对话。
使用丝网这种制作方式,最开始有我在中央美院版画系主修的是丝网版画专业而形成的一种惯性,一要进行创作就不自觉的首先想到要用丝网这种自己熟悉的方式,其实是一种非主动的选择。但经过这么些年的实践,也做过其他方式的尝试,通过不断地体会、体验、比较、思考后我再次选择了丝网,这是主动的选择,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我所需要的画面质感。
第一次接触丝网,还是1993年上附中的时候要进行毕业创作的时候,我开始想报考国画系,但后来一直不上手,完全没有状态,最后决定考美院的版画系,所以选择了版画作为毕业创作的方式方法。我画了几个小色彩稿,程可槑老师说这个可以用丝网方式来做,效果好看,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丝网”这个词,但完全不明白它的意思。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经过了无数次的尝试与失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是把三张毕业创作印制出来,结果还不错,作品被留校收藏了,后来还印到了美院附中历届毕业创作优秀作品集中。但说实话,第一次与丝网的接触可以说是印象不怎么好,洗网子竟然需要使劲揉搓半个多小时,觉得太费事,过程太复杂了。考进美院版画系,我们在二年级把四个传统版种(木刻、铜版、石版、丝网)都普修了一遍,又做了一遍丝网,才知道用脱膜剂三分钟就可以把一张脏网子洗得干干净净了,对丝网的印象稍微好点了。这次普修,除了丝网是可以使用各种颜色制作的,其他三个版种全部都是黑白制作。到了美院三年级1995年要选择版种工作室时,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丝网,倒不是附中的阴影全忘记了,也不是容易洗网子就改变了我对丝网的全部印象,主要是我对色彩一直感兴趣,喜欢各种各样的颜色,喜欢丰富的色彩,而其他三个版种的特点当时认为就只有黑和白,如果选了他们以后就没时间画色彩了,就是这么简单的想法选择了丝网。从附中到美院,从国画到版画,从四个版种中选择了丝网,饶了一个圆圈,又绕了回来。
间接性是版画的一个特点,而丝网的间接性在传统四个版种中是最大、最为明显的。木刻,刀刻的深浅、打墨的浓淡、印制时的力道都可以有很多人的因素在里面,从而使作品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艺术效果。铜版画腐蚀时间的长短完全可以决定一块版子走向具象还是抽象,擦墨则完全是人的肌肤在和版子零距离的亲密接触,人的因素在很多环节中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大部分丝网版画是有许多个色版不停地套印、叠加后形成的画面,不像木刻或者铜版石版一般情况下,一个版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地画面,再多套版反而觉得的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丝网这种不停地颜色套印、叠加,加上制版过程又有很多的步骤与环节,需要把一个想印制的图形通过很多道工序转换成一个可以印刷的网版,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又几乎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去人为改变什么。调和化学原理制成的感光胶、通过紫外线灯光曝光晒版、通过光敏剂遮挡与不遮挡产生的化学变化而得到的图形网版,整个过程基本上象在做化学实验,一直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工业与艺术之间,凸现了间接性在丝网制作过程中的主导性,正因为间接性的无处不在,使得丝网版画有着强烈的工业质感,这是其他手段或者方式所无法带来的一种特有的质感。
我近几年的作品制作过程整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的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前文所述的景物描绘,这个阶段的手绘过程一直有个标准,就是写实,这时候不需要开动艺术的大脑,只要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就好,这一环节是确定的。第二个环节,是丝网印制阶段,这个时候才算进入到自由发挥、创作的阶段,虽然要付出比前面阶段多得多的体力劳作,但我觉得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创作者。这个环节整体上是不确定的,丝网印制电路板,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可以控制它的颜色、形状、位置,控制相互叠压、交错、遮挡所出现的效果,但随着印制遍数的不断增加,数字、文字越来越多,线条愈来愈密集,可以控制的东西只剩下色彩了,其他的反而越来越少。每一次电路板、老地图透过网版后会产生什么的具体效果是不确定的甚至是不可预知的,每次掀开印刷完的网版时都有一种莫名的期待与紧张,这种紧张是对不可预知、不可控的一种期待,期待着出现意象不到的碰撞结果,产生美妙的冲突。每一次的不确定,每一次的期待与紧张,每一次的不可控,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这对于我来说是有价值的,它可以使我不停地发现未知的、使我兴奋的方向和结果。
图(20)
图(21)
当北京老城区具体的景物与层层叠印的工业化典型符号电路板、沧桑历史的老地图共存于一个画面时,当老北京写实的景物与工业质感很强的丝网印制方式结合在一起时,不确定性产生了,有时甚至是迷幻。真实、具象的景物变得模糊了,似是而非,若隐若现,电路板上的数字符号、老地图上的文字也柔和了许多。我喜欢丝网的间接性和由此带来的这种工业质感,使用这种工业感很强的制作方式和我所描绘的北京老城区那些景物产生了一种碰撞与冲突,工业文化与古代文明的碰撞,现代化进行时与历史文明过去时的冲突。我将北京老城区和工业化的符号电路板邀请到了一起,共同进行着第三次对话,也许是各说各话,也许是共同发声,或许是纷杂的噪音、或许是美妙的和声,这种对话是不确定的。
2013年9月于地安门内大街41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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